一代文宗梁启超对“唐宋八大家”水平高低的排名

唐宋八大家

“唐宋八大家”系明朝人朱右、唐顺之、茅坤等人所推崇，后来逐渐形成流行说法，认为此8人能够代表唐宋文章的最高水平。

不过，后世对所谓“唐宋八大家”的质疑也有不少。

首先，推出这8人的明朝人本身并不知名，就像《唐诗三百首》编者选出的作品并不能代表唐诗的最高水准一样。

其次，唐朝的魏征、马周等人的文章无论格局还是内涵都明显高出“唐宋八大家”的多数人一筹，只是他们的文章未专门结集出版，后世多不了解。

清末民初的一代文宗、历史学家、维新领袖梁启超，对于“唐宋八大家”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

梁启超的文章曾经影响了一代人，包括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对梁启超发表的文章总要“一读再读”。梁对“八大家”的看法应该说具有相当权威性。

梁启超引用比明人更早的元人吴澄的话说：“合唐宋之文，可称者七人焉”。

元人所推的只有7个人，少的那个人是苏辙。“后人因草庐（吴澄）所举七人益以子由而为八”。苏轼的弟弟苏辙是被后人添进去的。

梁启超认为，八家里面“地位固自有高下”，水平是有高低之分的，大致分成两档：

其中的柳宗元、曾巩、苏洵、苏辙犹如春秋时期的“宋郑鲁卫”，属于中小国家；剩下的四家犹如“齐晋秦楚”，系大国风范。

梁启超分析道：柳宗元文笔虽好，但写作的范围有限，大多都是些“纪行文”，也就是风土游记，如大家熟知的《永州八记》，光靠这些文章是不能排到前面去的。

曾巩的文章功底扎实，条理清晰，说理透彻，各种文体都有写，“诸体具备”，比柳宗元的写作体裁要多，但文章的格局还不够高，“规模稍狭”。

苏洵、苏辙这两位本来都是排不进的，唐宋之间的文人跟他们水平差不多的有一大批，只是因为苏轼的关系，被凑成“三苏”而文坛地位蹿升。

梁任公认为这两位是“皆附东坡而显者尔”。

这样还剩下4位，梁启超先把苏轼和王安石比较。

他认为苏轼的文笔极佳，属于美文一类，不足的方面是“词往往胜于理，说理虽透达，然每乞灵于比喻，已足征其笔力之不足。”“其气虽胜，然一泄而无余。”

“以东坡文比之荆公（王安石）文，则犹野狐禅之与正法也。”

他说苏轼文章跟王安石一比较，属于野狐禅野路子。

梁启超还举了例子，把王安石的《上仁宗书》与东坡《上神宗书》比较着读一下，高下就立判了。

梁启超说完王安石和苏轼，又继续说欧阳修与王安石。

一般大家都知道欧阳修很推崇年轻的苏轼，主考的时候说这个人文章行世，以后老夫我的文章就没人读了。

不为人知的是，欧阳修也极为推崇王安石，他曾作诗赠王安石：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这里颇有自己老去后，认为王安石的文章将独领风骚。

王安石比较谦虚，应了一首诗，表示自己水平离韩愈还很远：

“欲传道义心犹在，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

梁启超点评道：欧阳修和王安石学文方面都是学的韩愈，不过，后来他们都“尽韩之技而自成一家”了，做到了青出于蓝。

最后，梁启超总结说：王安石以外的7家“皆文人之文”，而王安石则是“学人之文”，前者只是文人作品，王安石的是学者文章。王安石之文的体大思精，有补于世，“非七子者所能望也”。

他评价，王安石的文章要比其他7位高出一个等次。

看到这里，很多读者也许会问，苏轼的《前赤壁赋》名传千古，似乎王安石没有同类传世散文，梁启超是不是把王安石抬太高了？

关于这个问题，梁启超并没有加以说明。给人的感觉是，梁启超所谓的文章是以“经世致用”的政论文为评定标准的，散文处于次要位置，所以苏轼的地位下降了。

当然，也可能因为梁启超痛感清末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把王安石变法的大旗扯出来呐喊一番，故对“唐宋八大家”排位作出了一些带有倾向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