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次浏览 发布时间:2025-04-14 08: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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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美育的出现,是这个时代的必然。书法美育拒绝技能居先,要的是审美居先,书法经典都能看得懂
●美育要解决的就是眼界问题、审美问题,把“眼高手低”当作书法成长必需的规则
●书法到目前为止,很大程度上还是技艺的传承,但技艺绝对不是目标,而是为了帮助理解经典,知道它有“真家伙”
●汉字有几千年历史,已经形成定式了,要突破,非常难。但如果有足够的研究,真正的书法不会是只能以传承为主,它有巨大的创新空间
●我们现在的书法在不断拓展。一是向绘画的视觉形态拓展,二是向文史拓展,三是对文字也做适当的改造
人
物
简
介
陈振濂,现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书协顾问、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教育部高等学校美术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原籍浙江鄞县(今鄞州区),1956年出生于上海。1979年考入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198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93年任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0年调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兼艺术学系主任、艺术学院院长。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中国书画艺术与科技鉴定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专家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全国书法教师“蒲公英计划”大型公益培训志愿服务项目发起人。
川观新闻记者 余如波 摄影 韦维
2025年3月4日,“文明互鉴——世界图纹与印记展”在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物院开幕。展览精选西泠印社所藏域外图形印、中国古代图像印以及近年图形印项目所取得的创新实践成果。图案有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也有紫荆花、郁金香、佛塔、岩画等,展现了不同国家和地区、民族的文化标识。
作为本次展览主办方之一的西泠印社代表,中国文联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说,本次展览是中华文化艺术展示、中外文明互鉴的绝佳契机,展品涉及共建“一带一路”的多个国家,生动体现了世界文明的丰富多彩。当天下午,陈振濂还围绕此次展览,开展《“大印学”的新视角与新时代篆刻学学科建设》主题讲座,揭示其中蕴含的学理内涵。
陈振濂是一名学者型艺术家,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便开始投身理论研究工作。尤其在书法篆刻领域,他始终坚持从实际问题出发,结合时代处境和需求进行冷静而深入的思考,并身体力行地开展相关艺术创作实践,让古老的书法篆刻艺术不断迸发出创新的火花。
扎根学术
为“一代人的好”贡献智慧
2021年,汇聚陈振濂40年学术成果的“陈振濂学术著作集”正式出版,其中包括《中国书法发展史》《中国书法理论史》《线条的世界:中国书法文化史》《书法美学》《书法美学与批评十六讲》等20种书,不仅涉及书法艺术的方方面面,更旁及诗歌、绘画、篆刻等领域,可谓洋洋大观。
实际上,陈振濂的学术成果远不止于此。1979年,陈振濂考入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成为中国首届书法研究生,师从书坛泰斗陆维钊、沙孟海。“研究生都要做理论研究,所以一开始是学校和老师的要求。”他回忆道,当时两位老先生都已年届八旬,很少一笔一画指导,更多是告诉学生要读什么书、吸收哪些学问。“比如指定五六本古籍,让我们抄下来断句、标点,培养学生成为一个学者或综合能力比较强的艺术家。”
川观新闻记者和陈振濂(右)
学了几年,陈振濂逐渐意识到,书法写得好只是“一个人的好”,学术做得好可能是“一代人的好”,两者之间是“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的区别。“哪怕自己是个大师,像齐白石、张大千那样,也很难影响几代人。但如果学问做得好,就有可能推动学术思想的进步。”于是,在不少人沉迷于“卖字赚钱”时,陈振濂认认真真做起了看似冷门的理论研究。
1981年,陈振濂完成硕士论文《尚意书风郄视》。论文有别于传统书法史研究的线性叙述方式,而是以问题聚焦对宋代“尚意”书风进行全面叙述和剖析。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在《光明日报》等多家报纸上开辟7个不同专题的专栏,向社会普及书法的知识谱系。
多年笔耕不辍,陈振濂不断开拓、引领新的研究领域。中国的日本书法研究始于陈振濂,“以往有大批日本书法学者研究中国书法,却没有中国学者逆向研究日本书法史。”1985年,他翻译的《日本书法史》出版。此后,他展开大量相关研究,并上升为比较书法学的学术理论。
值得注意的是,陈振濂不仅在书法、篆刻方面著述颇丰,还对古典诗歌、绘画、中外艺术交流、博物馆学等领域进行多方向、跨专业的研究。在他看来,“很多学术研究专攻一个小领域,这作为学术训练是需要的,但是作为人格的培养是有缺陷的,宏观把握不够,思维就容易固化。”
他另辟蹊径,写了一部40万字的《宋词流派的美学研究》。“别人是从文献入手,做从古到今的词学史;我是把每一首词当作一个‘造型’,用对称、平衡这些术语,去观察它的审美。”这样的研究视角,文学研究界显然从未涉及,但这种“非正统”却能带来新的启发。
自撰文辞
坚持用书法记录时代变革
从事研究的同时,陈振濂也参与书协、文联的活动,持续关注书坛创作实践,开始考虑“当下需要什么”。他发现,20世纪80年代的书法展,尽管作者基本功很强,风格却十分雷同。“50张作品,看3张就够了,后面都差不多,无非李白诗变成杜甫诗,苏东坡诗变成黄庭坚诗。”
那该怎么办?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陈振濂开始探索“学院派书法创作模式”,并确定了“主题先行”“形式至上”“技术本位”的学院派书法创作三原则。陈振濂说,技法必须坚守,工夫必须到位,不能胡来;但技法也不仅是用笔,还包括作品的材料和视觉的观感。
更重要的突破是“主题”。陈振濂觉得,“所写的东西必须具有可读性,别人可以通过作品了解作者在想什么,所以要自撰文辞。”在2012年到2022年的“书法史记”创作项目中,他坚持用书法记录时代,积累了3000多件作品。一开始写读书心得、学习书法的体会等,后来将时事评论纳入创作,例如农民工网上购票难、电商风头盖过线下销售、柯达胶卷倒闭等。“必须思考跟历史、跟时代、跟社会的关系。”
陈振濂接受川观新闻采访
类似的问题,在篆刻领域同样存在。篆刻家往往“一技成,天下知”,技术好就等于地位高,因而篆刻展总是显得单调,容易审美疲劳。新世纪以来,陈振濂进入西泠印社工作,开始尝试调整比赛评审方式。“过去,篆刻家把作品交过来,刻得好就获奖。后来,我们觉得这样不行,就开始‘命题’,这次刻元朱文,下次刻汉代的将军印,再下次就刻唐宋官印。”
陈振濂坦陈,这样的改革“一开始阻力很大”,一部分作者对“命题作业”感到不适,不再投稿。“要想改变篆刻的艺术生态,这是必须承受的。”10多年过去,如今,西泠印社倡导什么样的印风,印坛都不觉得奇怪了,“大家不再把自己当成工匠,各式各样的试验都有。”
进一步创新和发展的成果,是近年兴起的图形印。“篆刻是一门高深的艺术,想要达到文化交流的效果,传播手段还需要研究。”2022年,陈振濂领衔启动“文明互鉴·一带一路”图形印创新实验项目,立足世界印章史、大印学的视野和格局,征集以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名称、人物、标志建筑、特色动植物、山川河流等为元素的图形印作品。
陈振濂透露,2025年6月,西泠印社将在联合国举办图形印展览,目前社员正在抓紧创作。有评论家认为:“这种多样化的取材,不仅丰富了作品的内涵,也展示了艺术创作者对文化多样性的深刻理解。”
栖身西泠
推动“天下第一名社”焕新
杭州西湖孤山西麓,一片园林建筑栖身于此,环境清幽雅致,这便是西泠印社。作为中国成立最早的著名全国性印学社团,西泠印社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为宗旨,是海内外研究金石篆刻历史最悠久、成就最高、影响最广的学术团体,被坊间誉为“天下第一名社”。
学书之初,提到西泠印社,陈振濂便“肃然起敬,觉得高不可攀”。1981年,他正式成为西泠印社社员。2002年当选副社长后,开始承担管理工作,并于次年西泠印社百年社庆之际,兼任秘书长至今。
在陈振濂看来,百年社庆是西泠印社全面改革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不能再用过去的思维解决西泠印社在新世纪面临的问题。“根据国家社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趋势,始终与时俱进、与时代同频共振,是西泠印社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且不断兴旺发达的‘秘诀’。”
21世纪初,中国的改革开放已取得巨大成就,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日渐受到重视。在此背景下,陈振濂和西泠印社同仁提出重振金石学。金石学是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以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当时西泠印社刻印比较多,个别人的金石学成就非常高,但在整个西泠印社是比较弱的。”
在陈振濂看来,仅仅执着于印章刻得好不好是不够的,还要深入学习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史、文明史,这就离不开金石学的功夫。重振金石学的主旨,在于重振以西泠印社前辈吴昌硕、马衡、陈伯衡等为代表的现代金石学学科建设。具体举措包括推进砚铭文化、恢复青铜器全形拓技术、提升拓片题跋、镌刻技艺与传拓技术的复原水平等。
西泠印社的篆刻艺术,则向社会延伸、向基层延伸,一大代表性变革是“考试入社”:现场写稿,现场刻制,现场拓印。“如果论资排辈,入社的都是老先生,年轻人就觉得跟自己没关系。‘考试入社’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抓住了年轻人的心,让他们看到了希望。”陈振濂说,过去印社里都是“元老”,现在一些20多岁的年轻人也能加入,增添了艺术活力。
一些旧有传统也在恢复。过去,西泠印社5年才开一次研讨会,会场成了老先生们的“叙旧”之处。自2004年起,春秋雅集逐渐恢复举行,春季以拜祭先贤和观摩笔会为主,并策划组织座谈交流、笔墨切磋、赏艺鉴古等内容丰富的活动;秋季的重头戏包括印社内部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在陈振濂看来,这些举措如今已成为西泠印社重视历史文脉、传承先贤精神的传统。
对
话
书法不只是技艺的传承,更要发掘其中的审美内容
真正的书法学习应“眼高手低”
记者:2024年6月,浙江大学书法美育馆(陈振濂书法美育馆)挂牌成立,您推广书法美育、成立美育馆的初衷是什么?
陈振濂:过去笼统讲美育的很多,蔡元培、王国维他们就在讲,距今100多年了,但大部分都针对美术、音乐、戏剧、舞蹈。书法呢,好像把毛笔字写端正就行了,书法美育这个概念也没被提出来。
前几年,我们才开始思考:把毛笔字写端正,是一个汉字书写的概念;而书法作为一门艺术,美育方面的普及其实是非常缺失的。中国书法从刻画符号开始,到甲骨文、金文,再到汉代的石刻、竹木简牍,这个部分被老百姓认知和熟悉的概率是很低的。“字写端正就是书法”是一个误区,需要认真而且特别明确地提出,书法工作者需要担当责任。
我原来有个公益培训项目,叫全国书法教师“蒲公英计划”,就是美育。大部分人把“蒲公英计划”看作中小学书法进课堂,其实不是这个概念。中小学生写毛笔字,只需要写得端正、整齐、正确;但学书法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要了解书法作为汉字的艺术是怎么表达的。2020年,我出了一本《书法美育》,首先把它当作一个知识体系和框架,看里面包含哪些东西;其次关注书法美育由几部分构成,比如第一部分就是书法的经典图示。
记者:从社会层面来看,书法艺术的普及推广还存在哪些问题?美育的重要性体现在何处?
陈振濂:如今,我们用汉字进行交流、通信,都是用电脑、按键盘,书写已不是生活、工作中的必需技能。如果教孩子怎么写字,从语文的角度来说是需要的,但对书法来说,如果不发掘审美居先的内容,仅是训练技能,就没有必要。书法美育的出现,是这个时代的必然。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大环境,可能不会逼出书法美育的概念来。
书法美育拒绝技能居先,要的是审美居先,书法经典都能看得懂。我们做过一个电视节目,在西湖边找了一个回廊,贴了10件很厉害的行书作品,如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苏东坡的《黄州寒食诗帖》,让大家来投票打分。结果,在满分10分的规定下,《兰亭序》和《祭侄文稿》因为卷面不工整或字不端正,很多人只打了五六分甚至两三分。
书法到目前为止,很大程度上还是技艺的传承,但技艺绝对不是目标,而是为了帮助理解经典,知道它有“真家伙”。过去我们嘲笑眼高手低,其实,真正的书法学习就应该“眼高手低”,“眼低”怎么可能“手高”呢?所以,美育要解决的就是眼界问题、审美问题,把“眼高手低”当作书法成长必需的规则。
记者:改革开放后,书法学逐渐形成学科体系,书法教育逐渐在高校落地生根。作为见证者和推动者,您认为这对书法艺术有何意义?
陈振濂:到目前为止,真正像美术这样进行专业学习,在书法里是比较少的,大部分都是业余爱好。只要会写汉字,敢在宣纸上用毛笔写汉字,很多人认为就是书法了。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一些人来做顶层设计。这跟刚才说的“眼高手低”是同一个逻辑:书法这门艺术,它的顶层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东西有了后,你就知道端正、整齐根本不够。
20世纪80年代初,我留校当老师时,美术教育的程序已非常成熟、非常规范了,但书法从来没有。当时,大家认为,不就是练字吗?指点指点,写几笔示范给你看一看。4年1000多天,重复率特别高,特别没意思。我立了个志向,要让1000多天的专业课每天不重复;如果重复,一定要说出理由。我们通过实践,做了一套教学法,4年一个循环,其实就是本科书法教育的顶层设计。最后,大家意识到,有很多手段是可以用的。
突破定式,书法有巨大的创新空间
记者:近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备受关注。不过,书法艺术极其注重传承。在这种背景下,创新的空间在哪里呢?
陈振濂:其实,大家潜移默化地都在做。但一些比较老派的或还在学习阶段的人,会反复强调传承,因为他还没有解决问题。另外,汉字有几千年历史,已经形成定式了,要突破,非常难。但如果有足够的研究,真正的书法不会是只能以传承为主,它有巨大的创新空间。过去我们抄唐诗宋词,今天可以写自己,写当下的时代和生活。这还只是内容方面。
如果再扩大到形式,那就更多了。真要对传统深入理解的话,这么多的创新要素,我们做一辈子都用不完。汉字有这么多的要素、这么多的构成内容、这么多的信息,你能不能抓住,重新编组、编程,最后活用,这要看你的本事。如果不会用,当然只能以传承为主。所以,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方面,书法不一定做得比其他艺术领域差。
我为什么把你约到书法美育馆来,就是让你看看书法其实很丰富多彩,这里还只是用了很少的手段。所谓只能传承,是因为思维太固化。一个雕塑家走在田野里,一个土疙瘩也能激发他的造型灵感。书法到处都有,就看你有没有能力用它。
记者:您翻译、撰写过《日本书法史》等著作,在全球化背景下,这样的跨文化视野和交流互鉴实践,如何推动书法艺术传承创新?
陈振濂:在交流互鉴方面,现在图形印可能是最直接的。中国古代也有肖像印、图形印,但一旦延伸到一个异域的文明类型,它就不仅是图像了,背后还有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等内容的支撑。
图形印的产生,跟G20杭州峰会、杭州亚运会这些国际盛会有关。当时,我们觉得这么高雅的篆刻,在国际活动里必须有展览。可外宾几乎没感觉,因为完全不认识古文字,对印章的趣味也不是很懂。比较典型的是有一个活动,我刻了一方外宾名字的篆书印,结果外宾毫无反应;另一个很年轻的作者,刻了外宾的头像,他一看到就说:“哎,这就是我。”
我们觉得篆刻很好,但它不通用。中国篆刻要走向世界,像沙孟海先生说的那样成为“国际印学研究中心”,像饶宗颐先生说的那样“东学西渐”,用中国的古文字就很难。但你用图形,刻一个国家人尽皆知的符号,就像埃及的金字塔,他们马上就有反应,就容易接受。
但我们还是经常提醒大家,传统的篆刻不能丢,不能用图形印代替传统的篆刻,它们是两个轨道上的事物。
记者:在您看来,未来的书法艺术可能呈现出怎样的新形态?
陈振濂:我们现在的书法在不断拓展。一是向绘画的视觉形态拓展,图形、色彩,包括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二是向文史拓展,后面是思想、语言、文字;三是对文字也做适当的改造。中国的汉字如果不讲它的意义,就是一个个平衡得很好的造型。观念如果解放了,什么都有了。
书法界、篆刻界解放思想很难,大部分人“泡”了一辈子,要把这一辈子的东西减弱,让另外一方面起来,感情上不容易接受。这跟审美局限有关,他们不觉得单调,认为自己技法好,笔精墨妙。但专业的人或经常参展、获奖的人,接受度会比较高。几十年写下来,他们觉得厌烦了,无路可走,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他们就觉得我们的这些理论值得参考。
推动金石学演化,把它变成大众金石学
记者:西泠印社是海内外研究金石篆刻的艺术学术重镇,被誉为“天下第一名社”。这种持久的生命力来自何处?
陈振濂:按现在时髦的说法,就是不断创新。当年,4个创始人成立西泠印社,其实是一件非常“背时”的事情。因为那时旧学已被抛弃,大家都向西洋学习,对还在玩金石、玩印章的这批人,只觉得他们是富家子弟,不食人间烟火。但我觉得,他们看起来做的是旧学,实际上是在创新。在大家都把这些东西弃若敝屣时,把它们当宝贝,逆潮流而动。
当然,当时不像今天这样,创作实践、学术研究都能找到更细致的创新点。我们要遵循既有的轨道,尊重前辈创造的基业和形成的观念,再看有没有创新思维,能不能做得更出彩,让它在每个阶段都有新气象。西泠印社是“天下第一名社”,不能变成“野狐禅”,货真价实的经典必须坚守,但又不能仅仅是这些东西,还要有时代的投射。
记者:西泠印社延续了中国艺术史上“文人结社”的传统,这一传统在文化传承发展中有何意义?今天是否还有创新、活化的空间?
陈振濂:西泠印社的组织方式比较灵活。500多个社员分布在全国各地,专业黏度很高,只要一号召,社员都会动起来;但它人身的、社会关系的黏度不高,社员可以有自己的单位,他在干什么事情,我们也不会过问。专业黏度高,大家可以集中精力做同一件事;人身黏度不高,又使关系没那么复杂。在西泠印社今后的发展中,我觉得这会成为优势。
西泠印社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文化界代表国家形象的派出机构,这给了它很多腾挪的余地。当然,腾挪不能离开主流,我们现在做“文明互鉴·一带一路”图形印创新实验项目,就是主动往主流上靠。我们经常跟社员说,要用精湛的技术、艺术为国家的政策、理念做解释,这是责无旁贷的。
记者:金石学是中国的一门传统学问,不在现代学科话语体系中。未来,西泠印社如何发挥自身作用,推动金石学在当代传承发展?
陈振濂:我们提出重振金石学,是有过学理分析的。从宋代的欧阳修、赵明诚、李清照,到清代的阮元、毕沅、包世臣,几代金石学丰厚的遗产,到近代就没了。新式教育的学科分类没有金石学,其中涉及的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文献学、古碑帖学,分散到各个学科里去了,让今天的高校很难做金石学。
西泠印社的创社宗旨,就有“保存金石”这么一句话。我们提出重振金石学,说明它本身已经衰败了,所以第一步是把金石学的学理基础建立起来。宋代到清代的金石学,基本建立在文人之间的相互交往上,学理基础只有几个人在做,而且一直没有形成比较大的影响。我们不能用古文和古典思维,要用现代学术的方式来做,让500多个社员人人都能知晓。
我们把金石学分成三个类型:一是收藏传拓、墨拓;二是重新开始刻碑;三是强调题跋的“五功”,即写文言文、有书卷气、要会构图、具备文献考证能力,对拓本年代和传拓技术要有研究。
我们提出“世间无物不可拓”,桌腿可以拓,录音笔可以拓,相机支架也可以拓,使传拓技术生活化、社会化。金石学原来是精英阶层的东西,我们不断推动金石学演化,把它变成大众金石学。说到底,就是创新,跟着时代走。
记
者
手
记
书法也可以很“好玩”
陈振濂先生与我们约定的采访地点,是位于浙江大学西溪校区的浙江大学书法美育馆(陈振濂书法美育馆)。走进这座国内高校首个以“美育”结合“书法”命名的专题美育馆,映入眼帘的是“楷法表现·金铸墨冶——‘学院派书法’课题教学成果展”,参展作品均为陈振濂领衔的书法教学团队近年来对楷书和金文书法进行科学研究实验的学术和艺术成果。
听起来很学术、很枯燥、很无聊,仔细一看,却并非如此。就拿作品形式来说,以前我看过的书法展,作品多以裱轴的状态呈现,上面一行字或几行字,多看几件就审美疲劳了。这个展览却让人觉得很新鲜:有的作品分成左右两部分,一边是碑拓,一边是墨迹;有的作品写的是颜体字,却用了版刻的呈现方式,如同一部巨大的古代雕版线装书摊开在观众眼前。
这也印证了陈振濂先生在采访中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中国书法有巨大的创新空间。而且,这种创新空间不仅体现在创作上,也可以体现在专业教学环节中。早在20世纪80年代研究本科书法教育教学法时,他就做过很多教学实验,例如去掉某一个字的部件,让学生进行增补、复原;用幻灯片展示某一个文字,一分钟后关掉,让学生根据记忆摹写出来。
这些案例给我最大的感受是“有趣”。它们让人体会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可以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我想,也正是因为“好玩”,才能有这么多人乐此不疲,进而不断产生新想法、新点子,形成文化传承发展的良性循环。希望这种“好玩”的体验能影响更多人,让人们切身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及其在时代浪潮中的无限可能。
“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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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姜明 赵晓梦
第七十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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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余如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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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杜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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